眾所周知，在國民經濟最困難的1960年，數萬石油職工頭頂青天腳踏荒原，餓著肚子展開了一場改變中國貧油命運的大會戰。當時天災人禍造成了全國性的饑荒，素有北大倉之稱的東北地區未能幸免，城鎮人口的糧食定量普遍下調。1960年初冬，石油大會戰面臨饑寒交迫的雙重困難，一些干部職工對降低糧食定量很有意見，不滿的牢騷怪話不絕于耳。主持大會戰的石油工業部部長余秋里在11月8日這天召開全探區的電話會議，批評了個別人的錯誤認識，特別強調 “一切工作，一切斗爭要服從國內形勢。”要各級領導干部要向堅持石油會戰的職工講明：“黑龍江省委關懷我們，這要告訴工人，地方上老百姓吃20多斤糧食，我們吃50多斤，為什么?為的是搞出油來，不是為了啥。” 可見，當時黑龍江省給予松遼石油會戰職工的糧食供應，依然保持了相對較高的標準。

到了1961年初，蔓延的災荒日益加劇，糧食供應不足的情況越發嚴重，一些會戰職工因為營養不良患上了浮腫病，少部分人對既艱苦又繁重的石油會戰喪失信心，不辭而別當了逃兵。鑒于石油會戰面臨崩潰的危險，1月10日石油工業部黨組召開會議，重點研究穩定隊伍堅持石油會戰的議題。時任松遼石油會戰領導小組組長的副部長康世恩匯報時談及糧食問題，他說：“黑龍江省有一個統計，安達市（指大慶石油會戰的探區）是本省最高的，平均每人有29斤，原因是照顧松遼大會戰，所以定量偏高。例如省會哈爾濱平均只有26斤多，鶴崗、雞西等煤礦平均只有28斤。所以人家（指黑龍江?。Π策_是特別優待。但我們沒有底子，所以有點吃不消。”文獻中的這段記載清晰地表明，造成部分會戰職工患浮腫病和逃離的主要原因是缺乏副食品供應，肚子里沒有油水。當時，承擔鉆井、基建等重體力勞動的人員雖然每人每月有40斤以上的糧食定量，但是依然感到腸胃虧空體力不支。勞動強度輕一些的采油工人的定量也沒有低于30斤，僅是機關干部、科研人員和后勤職工的定量銳減到28斤。按人頭平均計算，投身石油會戰職工一日三餐的口糧依然能夠保持在一斤以上。

既然如此，為什么以往的宣傳報道大肆宣揚松遼石油會戰是在“五兩保三餐”、極度忍饑挨餓的情況下取得了打贏石油翻身仗的勝利。這種說法因何而來，有無事實根據，是宣傳報道失真，還是另有隱情？帶著這些不解的疑問，筆者采訪了多位健在的老會戰，根據他們口述的親身經歷，還原了撲朔迷離的事實真相。

水有源、樹有根，“五兩保三餐”的說法還真不是空穴來風。但是有一個基本的事實必須澄清，在糧食供應最為短缺的時段，黑龍江省對石油會戰職工的口糧供應標準重來沒有降低到每人每月只有15斤的程度。情況恰恰相反，在全省糧食庫存見底的情況下，黑龍江省人民勒緊褲腰帶支援了大慶油田的開發建設。據時任黑龍江省副省長陳劍飛撰文回憶：“由于自然災害和決策的失誤，我省的糧食已極度緊張。在這種情況下，省委還是顧全大局，決定由糧食部門每月調撥給大慶15萬斤糧食。1961年初，參加石油會戰的人員因為糧食缺乏，以野菜代食，出現了4000多名浮腫患者，事關重大。省委了解到這一情況后，決定撥給大慶石油職工每人每月3斤黃豆。而當時省內的糧食供應已突破了人們常說的危險線。據當時對依安縣富饒公社管理區的調查，這個區也有80%的人患浮腫??！”既然黑龍江省額外增加了糧食供應指標，為什么還會出現“五兩保三餐”的窘迫？看來事情的緣由還要從石油會戰自身的狀況查找原因。

大家都知道，參加石油會戰的職工多數來自大西北，那里本來就是生態環境惡劣的窮鄉僻壤，風調雨順的好年景糧食產量也不高。全國性的災荒襲來雪上加霜，滯留在農村的石油職工家屬食不果腹，陸續開始了逃難性質的人口遷徙，紛紛拖兒帶女到東北投奔有口糧供應的丈夫度荒年。盡管油田會戰指揮部三令五申不準職工帶家屬住礦，但是行政命令管不住轆轆饑腸，無論怎么動員，仍然有一部分生活確有難處的家屬堅決不同意返鄉，她們看到東北的大草原有開荒種地的生機，寧可喝稀粥、吃野菜也要留下來自謀出路。結果可想而知，不請自來的家屬和子女陡然增加了石油會戰的口糧負擔。那個時候國家實行嚴格的戶籍制度，凡是農村戶口的職工家屬和子女沒有隨身移動的商品糧供應指標，一律吃本地的自產糧。多年來，在油田上廣泛流傳著“石油工人一聲吼，找個老婆沒戶口”的順口溜，這個戶口是指有糧食定量供應指標的城鎮居民戶口。石油職工一旦娶了農村戶口的媳婦，生下的子女也要隨母親落戶。由此一來，造成了相當一部分石油職工一家兩制，丈夫和老婆孩兒的吃糧待遇截然不同。黑龍江省在自身糧食十分緊張的情況下沒有能力再為來礦的職工家屬提供接濟，唯一的辦法就是一個職工的定量和來到油田的家人分攤。以定量標準最高的鉆工為例，每個月45斤的糧食倘若一家三口人合用，平均每人每天五兩便是常態。一些老會戰回憶起當年經歷的饑荒萬千感慨，他們述說的“五兩保三餐”，絕大部分發生在娶了農村戶口媳婦的已婚職工家庭，并非是因為黑龍江省供給的糧食定量下降到了日均五兩的底線。由于既往的宣傳報道沒有闡明前因后果，甚至夸大渲染，導致以訛傳訛，以偏概全，讓人們產生了曲解，誤以為是黑龍江省給予松遼石油會戰的糧食保障嚴重不足。還有一種情況純是個人原因所致，一些沒有家屬子女的單身漢不適應計劃用餐的新情況，前半個月手中有糧票多買多吃，后半個月糧票不足了只好減量。縱觀石油會戰的艱難歲月，“五兩保三餐”確有其事，但并不是人人如此，天天吃五兩糧食的普遍現象，僅是發生在一部分職工身上的短期困難。好在這種極端缺糧的情況持續時間并不長，從1960年冬到1961年秋得到了逐步緩解。

鑒于當時石油職工家屬來礦的人數越來越多的實際情況，石油會戰工委因勢利導，號召職工和家屬在草原上從事農牧業生產，專門成立了職工家屬政治工作部，組織有勞動能力的來礦家屬大面積開荒種地，因此誕生了“五把鐵鍬鬧革命”的典型經驗，很快解決了農村戶口家屬和子女的口糧需求，又為石油會戰提供了短缺的蔬菜和副食品供應，一舉兩得的春風化雨穩住了石油會戰隊伍，奏響了“工農結合、城鄉結合”的大慶凱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