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初，石油工業部部長余秋里親自組織松遼石油會戰，在薩爾圖、杏樹崗、喇嘛甸三個構造高點上甩開勘探的三口探井，相繼噴出了高產油流。石油工業部上下都為此歡欣鼓舞，部長余秋里卻不敢笑得太早，他反復講：“一口井噴油不等于整個構造都含油，一時高產還不能肯定找到了蘊藏石油的富集區。”況且最先噴油的薩66井為了盡快達到戰略偵察的目的，沒有按照石油勘探的常規程序鉆取巖心?？释c擔憂混合的思慮像一把鉗子緊緊夾在心頭，余秋里坐臥不寧，寢食難安，急需向學問大的石油地質專家討要一顆定心丸。
    焦慮之中，北京石油學院的一位女教授來到松遼石油勘探前線。這個人叫吳崇筠，是巖石學專家、勘探系巖礦教研室的主任。1958年2月，余秋里剛到石油工業部任職，耳朵里就灌滿了關于吳崇筠教授的傳聞，知道這位女學者1921年出生在四川省江津縣，1941年考入了民國時期的中央大學地質系，1945畢業留校做了助教，1947年赴美國路易斯安那大學深造，主修巖石學、古生物學和石油地質學。1950年響應祖國的召喚，她毅然放棄未修完的學業，沖破美國政府的阻撓，乘坐“威爾遜總統”號客輪與128名中國留學生一起經香港歸來，投身新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這批赴美的中國留學生個個都是精英，其中有后來成為兩彈元勛的鄧稼先。學石油地質的吳崇筠是當時石油工業部急缺的稀有人才。余秋里還了解到，吳崇筠剛一回國還沒有安頓下來，就把多年積蓄的2000美元捐獻出來支援志愿軍抗美援朝，沒給自己和孩子留下一美元。并且自愿要求到生活艱苦的大西北風餐露宿，騎駱駝去野外勘探石油。當時中國的石油工業剛剛起步，科學研究的基本手段近乎一無所有，吳崇筠擔起了拓荒者的責任。1953年由她一手操辦，在玉門油礦建成了第一個地質實驗室，培訓了一批操作員。隨后又去成都和西安幫助組建其它的地質實驗室。愛事業勝過愛家庭的吳崇筠，1954年4月調入北京石油學院任教，才和丈夫、孩子團聚。那時的北京石油學院完全按照蘇聯的教材組織教學，吳崇筠精通英語卻不會俄語，為了與蘇聯的專家教授進行學術交流，她自修俄文，編寫教材，主講普通巖石學、沉積巖石學、結晶礦物學、光性礦物學等專業課程，培養了新中國第一批從事石油地質工作的大學生，可謂譽滿石油界，桃李遍油田。1959年8月，吳崇筠生下第三個孩子，12月份就陪同蘇聯地質專家薩爾基相來到了天寒地凍的葡萄花油田，搜集資料，觀察巖心，為應屆畢業生們安排現場實習和撰寫論文的題目。
    這位赫赫有名的學者來到松遼勘探現場，余秋里部長豈能放過求教的機會，吩咐秘書一定要把吳崇筠教授恭恭敬敬地請到松遼石油會戰指揮中心所在的安達1號院，聽她講一堂巖心鑒定課。余秋里在回憶錄里深情地記敘了這件事：
 
    有位留蘇學生帶回幾塊高加索油田的含油石英砂巖的巖心。我聽人說，石英砂巖的儲油物性最好，而大慶油田的儲油層是長石砂巖，儲油物性到底如何，對今后注水開發有何影響，我放心不下。有一天，我請北京石油學院副教授吳崇筠來講儲油層結構和物性。她是華僑女兒，留美博士，專攻微古生物，是一位有愛國心，有事業心，有責任心的女專家，擔任會戰地質指揮所的巖心隊長。她和她的丈夫（石油化工設計專家朱康福）雙雙參加會戰，把三個兒女留在北京，請了一位保姆照管。我在一間簡單的辦公室，以學生的姿態，坐在小木桌前，聽她講課，邊聽邊記。她給我講了松遼盆地和周圍地區的地質背景以及油層形成條件，說明這里的長石砂巖的儲油物性是好的。她帶了顯微鏡，把砂巖薄片放在鏡下讓我觀看，并且向我講解砂巖結構和物性。我聽了她的介紹，又看了巖心分析資料，明白了大慶油田長石砂巖的結構是好的，顆粒均勻，強度較大，滲透率、飽和度都比較高，儲油、出油性能很好。因此，對儲層問題就比較放心了。——《余秋里回憶錄》
    聽了吳崇筠教授的一堂課，余秋里的心情為之一振，不再為1958年組織四川石油會戰失敗遺留的陰影所糾結。川中這個“教師爺”讓老紅軍出身的部長牢牢記住了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重要性，組織松遼石油會戰絕不能再犯情況不明決心大那種不可改正的錯誤，一開始就要樹立起革命精神與科學態度相結合的指導思想。部長余秋里率先垂范，以身作則，引領數萬大軍拉開了實踐先行的石油大會戰序幕。